这些人持这样一种论调,说这才是真正的人民战争。批评他们不懂正规作战、不懂军事。
1942年1月太岳纵队返归129师建制,数月后,在各种因素影响之下,129师做出重大调整,各旅与军分区机关合并,太岳纵队的番号消失。
再后来,陈赓回延安参加七大,原太岳纵队统一指挥三个旅的指挥关系,事实上不再维持,力主推行的正规部队野战化独立化的努力似乎一夜之间推翻了,陈赓做为全军首支野战纵队主官的辉煌似乎也一夜之间消亡了。
即使正确的事,当它与大众本能的认知不一致时,它也不得不调整一下状态,适应一下大众认知,以似是而非的状态继续存在下去。
为什么有人反对正规化,不外乎理解认识不到位嘛。中央固然强调游击战,但游击战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是领导人个人偏好所致吗?绝然不是,实际上当年在江西苏区红军大量扩编时,其编制就逐步正规化了。
十六字方针只是战斗策略的一种,而不是战争策略,靠游击战打赢日本鬼子,稍有头脑的人都懂这是不可能的。
但大众认识并不理会这个,既然中央提倡、中央强调,那我们就要无差别地大搞游击战,把主力部队分散化、游击化。
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1938年曾多次撰文分析游击战和正规战的区别和联系。观点非常鲜明,正规作战是解决军事问题的主要手段,游击作战是辅助手段,二者主次关系非常明显。
刘帅举过一个例子,129师在榆次战斗中活捉一名日军,该日军谈及八路军的游击战,画了一个圈,自己站在中间,表示其被游击战包围,不能回家的苦况。
他老人家非常懂如何运用游击战,但绝不严重依赖,129师到1942年前一直坚持军队正规化的方向没有变。
一线指战员们并不十分理解,针对陈赓太岳纵队的建立有一些怪话质疑,没有一味压制,1942年春夏部队正规化、野战化的方向稍有反复,新编旅的番号取消了,代之以军区,似乎又回到游击战为主、围着根据地打转转、专打伏击和偷袭战的时代了。
刘帅并没有完全放弃军队正规化的努力。从部队建制番号上就能看出来,主力纵队和新编旅这些番号虽然取消了一大部分,但并没有恢复过去信马由缰放任自流、各种番号满天飞、有枪就是司令的散乱状态,军区、军分区、团,三级指挥体制非常严整,基本不允许再出现支队、总队、决纵等新番号。
正规军想变成游击队,不要纪律,不服管束,住在老百姓家里享服,这种状态不会再出现。
刘帅一直看重并非常珍视的主力纵队太岳纵队,看似不复存在,其实部队兵力大部仍在太岳军区之中,仍在军区司令员陈赓指挥之下。
明着看来,建制上有所退步,但部队的正规化和主战兵力保存实则悄无声息地进了一步。这就是真正的绝顶高手。做事情善于从大处着眼,从制度入手,把问题约束在萌芽之中。
游击战是中央定的策略,必须讲政治。1941年面对扫荡,129师损失不小,不管这个锅是不是正规化的,也要接住,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嘛。
1943年1月,政委在中央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气度雄浑、包罗万千的报告《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
其中有一段很巧妙地回应了对1940年正规化整编的质疑。报告说:“1940年4月黎城会议,基本上是成功的正确的,但在部分问题上亦有其片面性的缺点和错误……对游击战争的分量估计不够,过分强调了正规军,编并地方武装,结果更便利了敌人的前进和造成了我们的退缩。”
三万五千多字的报告,只用了这点篇幅,虽然明确承认了有问题,但这句问题的定性,放在第一大部分的关于根据地工作中。
高明就高明在这里。政委无疑高度认同刘帅关于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做法,在整编杂七杂八番号、统一部队编制上,和刘帅是同心同德一齐使劲的。
在这里不疼不痒点一下,把问题归结到根据地建设上而不是军队建设上,既显示了129师对中央的绝对服从,回应了有些人关于游击战的争议,更是对军队建设正规化方向不明言的坚持。
军事上刘帅操盘,政治上政委掌舵,抗战时代这次急流险滩,129师过的非常顺利。
1945年9、10月间,面对军的步步紧逼,晋冀鲁豫军区突然祭出一支主力纵队太岳纵队,由陈赓指挥,干脆利落地打胜上党战役,实际上打响了解放战争的头一炮,大家无不惊讶。
陈赓大将一生战功显赫,得授大将绝非幸致,个人努力自然是主要的,刘帅邓公这段扶上马保一程送一程,更是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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