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我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本科毕业分配到第三机械工业部四院（现航空工业规划总院）从事建筑设计工作，航空系统内外的工业建筑、民用建筑和标准图等方面的项目我都做过，在建筑设计岗位坚守近半个世纪，经历了建设事业的摸索、繁荣与发展。

　　回首当年，有苦有甜，有激情有快乐，尤其是三线建设那几年，虽然距今遥远，但那些日子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国内经济形势由三年困难转入逐步好转之际，四院（今航空工业规划总院）大批人员分别从工厂、农场回到设计院，一边对凭“一纸天书”（当时对设计简化和快速设计图纸的戏称）建成的厂房进行改造设计和翻修加固，同时也开始投入新一轮建设高潮。

　　当时建筑专业人手短缺，我们首批来自清华大学和天津大学的10名建筑系毕业生来到土建科，受到领导重视和同事关注，全科召开了热情洋溢的迎新会。

　　我所在的302组（发动机系统土建组）有20多人，有大学生、中专生和结构绘图员。他们都是老同志，都是我的老师，手把手教我如何画图、如何用标准图、如何与其他专业打交道。组长放手培养，老同志无私帮助，大家努力工作、团结协作、重视业务学习。我在这个氛围中开始设计工作，受益匪浅，至今难忘。

　　1964年下半年，国家号召所有设计院都投入到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中去，到现场去抓紧三线建设。全科重组工作组，分别下放到工厂工地。1965年元旦到4月底，我随工作组先后到陕西兴平、西安参加现场设计，结合现场情况制定设计方案，抓紧时间设计绘图。

　　1965年6月，我跟着工作组从贵阳乘卡车翻山越岭过鸭池河，一路惊险到达大方县群山环绕的乌鸦洞。工作组的任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的旧址上建厂。

　　工作组驻扎在旧址的办公楼里。这是一座接近莱特风格的大挑檐小青瓦坡屋面的二层办公楼。我们上楼画图下楼睡觉，吃饭在几十米外的乌鸦洞，洞里废弃厂房的一角当作食堂，厕所在离办公楼较远的山坡上。大方地处贵州贫困山区，当时还有土匪出没，一到晚上我们就不许外出，夜里雇请民兵站岗。

　　晚上加班，大家穿着半高筒雨鞋，扎紧裤脚防跳蚤。图板上一边一根蜡烛，在昏暗摇曳的烛光下，用一字尺、鸭嘴笔、小钢笔一线一字完成施工图的设计。

　　在大方县的日子，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精神愉快、充满激情。工作之余，集体工间操、诗歌朗诵会、游山采花草，工作生活和谐丰富。

　　大概在9月，四院院长王忠祥从大方县带着我们几个先遣队员乘吉普车跋山涉水经织金县南下安顺市。

　　到了安顺，我们在一座废弃的大庙扎营，庙里的菩萨“看”着不同于当地人的我们打扫他们的殿堂。后来大批人员到来，组建了安顺工作组，请走菩萨、支起折叠桌椅，在潮湿阴冷的庙堂里展开紧张的设计工作，还常到几十公里外的现场查勘。没有晒图设备，就在小院里利用太阳能土法晒图。

　　全组苦干了一个秋冬，完成了位于镇宁的130、150等厂的设计。这次设计按照靠山、分散、近水扎大营的方针进行，厂区结合地形少占良田或围绕山头或靠着山边集中布局，厂房也符合生产要求。

　　在大庙里，虽然工作紧张，生活艰苦，远离亲人，但为了三线的航空工业建设，大家热情高涨，乐观活跃。

　　1966年春节前，各工作组陆续回京，大家都把设计的厂区用沙土木材等材料做成模型，放在地下室互相观摩学习，以此纪念现场设计的这一段激情岁月。

　　春节后，工作组再度回到贵州，彼时，安顺工作组改为了601工作组，负责前往镇宁安西的150厂工地边设计边施工。

　　遗憾的是，此前在安顺大庙完成的设计作废，要求按照“靠山、分散、隐蔽”六字方针重新设计，把大厂房分割成几个挤在一起的小房子，把锅炉房烟囱顺着山坡埋到山顶、机加厂房埋进山坳。

　　面对新的课题，各专业设计者尽力满足工艺生产要求，努力寻求厂房隐蔽、排水和通风方案。我承担埋地机加厂房建筑设计，后来和结构设计者一起写了《怎样设计埋地厂房》，为此我还被选入参加贵州现场经验交流团汇报交流。

　　同年5月，150厂设计完成，工作组转移到镇宁县瓦窑堡，在村里最大而实际上并不算大的四合院里，开始设计140厂。木构架墙、石板瓦顶的民居成为工作室，工作室低矮的阁楼是宿舍，一些工作组的男同志还曾睡在村外有顶无墙的牛棚上层。那时，工作之余，工作组会访贫问苦、帮农劳动、挑水帮厨，每遇好天气，黄昏之时就和牛群同享一条小河洗漱。

　　那年6月，工作组解散，我和几人辗转贵阳花溪整理档案，年底到陕西汉中洋县参加另一个现场工作组，此后回京。

　　在那个年代，设计团队在艰苦条件下，互相关心、团结合作，不惧艰苦、乐观向上，为祖国航空工业多作贡献的工作热情和进取精神，是可歌可敬的。爱游戏